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在前不久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代表对普惠金融的议题作了初步讨论。据有关报道，普惠金融议题也将被列入9月份杭州G20峰会。由此可见，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普惠金融已是金融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论坛的嘉宾将围绕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为主题各抒己见，以期为推动中国金融服务的均衡发展，以及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与支持实体经济作出积极探索。
嘉宾
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姜建清：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段应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唐 宁：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
多年以来，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中国金融业在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社会弱势群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甚至一些欠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商业不可持续等方面存在差距，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低收入农户、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仍有待提高。
普惠金融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普惠金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背景下，中国将如何推动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
李东荣：从国际看，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一项国际社会和业界主流所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世界银行普惠金融联盟为各国实现普惠金融目标提供了基础框架和实践指引。
在不久前中国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就通过了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鼓励各国建立可行的法律监管框架和数字基础设施，用先进数字技术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由此可见，国际上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已经达成基本共识。预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消除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破解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将使广大的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随着全球普惠金融实践的深入，以及信息科学技术的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带动效应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普惠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应该发挥出哪些作用？
姜建清：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开展多边经济合作，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并保持活力的重要推动因素。国际许多金融或者其他方面的会议无不在探讨这个话题。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建投资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之前，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而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持续进程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新建，已有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更新、改造和升级。不久前中国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宣布，未来三年，中国将在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涉及投资建设300多个项目，总计4．7万亿元投资额。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也有需求的效应，将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并且对改善民生、提高福利起到积极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将是基础设施的受益者。
多年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支持。截止到2015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基本实现了对重点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福利，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并承担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全部风险。但随着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加大、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主导性投资进一步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仅靠政府投资或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满足对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巨额的投入需求。
因此，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将一些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被越来越多国家使用。从全球情况看，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政策越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占比就越高。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下行，尤其民间投资。金融业应该如何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姜建清：目前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有多重因素，比如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对合同履约风险的担忧、国际市场的汇率风险、创新程度不高等等。目前中国PPP项目的初步需求达10万亿元人民币，但真正落地的项目仅1万亿元。中国的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急需疏通。因此，疏导资金投向、调整资产结构，为快速增长的负债找到合适的资产配置成为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投资期限较长、安全性和收益率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将会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而开辟更广阔的投融资领域。
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的缺口，需要更多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方式，同时也需要政府提供有效支持。政府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包括权责认证、激励监管、收益风险共担、私营部门退出等方面的一整套体制机制。比如，可以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开发基金等金融政策，弥补权益性资本的不足。通过设立担保基金、夹层融资基金、政策性保险公司等来管制融资风险。通过出台减税、贴息等政策降低经营、财务成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采购等机制，给犹豫不决的民间投资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资金池，提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吸引力，促使民间投资率迅速提升。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金融创新，你有哪些思考？
姜建清：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其资金来源既可以有公共性，还可以探索家族基金、并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等业务创新，鼓励民间资本、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商业基金、信托资管等机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金融业的资金、人才、信息优势，为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提供可行性融资方案及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发掘基建投资机会、评估风险、配置资源，提供决策支持。此外，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既增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又使商业化融资模式面向社会发行长期债券，动员更多的私人资金参与。但全过程要加强披露透明度。
与此同进，还需加快股权回购保障、项目退出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征信评级、担保、市场交易、法律法规等体系，鼓励债权人充分参与到项目咨询、决策、设计、施工、融资各个环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后期管理，提高基础设施金融的风险评估、决策和管理能力。
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甚至还可能遭受政局动荡、政策法律、文化差异、劳工环保等风险，因此，需要统筹设计好项目的法律架构、税务策划、投融资方案、风险分担机制、建设运营维护方案。
普惠金融如何惠及农村弱势群体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银行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初衷是帮助不容易从传统金融机构得到金融支持的那些弱势群体得到金融支持。在中国，也许最难贷款的就是农村的中低收入农户。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请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如何在农村发展普惠金融？
段应碧：在中国，最难得到金融支持的就是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和中低收入的农户，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重点应该关注这个群体。农户之所以贷款难，是因为生产、生活与现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体制、制度和运作方式不相适应。现代金融的贷款产品，包括操作流程是针对工商企业特点设计而成，如果用这套办法为农户，包括是贫困农户、低收入农户提供金融服务，银行通常会遇到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的困难，所以传统金融机构不提供金融服务是有原因的。
今年，国家提出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贷款，保证这个群体能够在2020年前实现脱贫。我们看到，有些地方采取的是“银证保联合合作办法”，即由政府主导财政建立风险基金，再请保险公司设立贷款，鼓励银行为贫困农户贷款。但在具体执行中仍未单独分到贫困农户名下，而是龙头企业在使用这部分贷款。其好处是见效快、规模大，短短半年左右，每个建档立卡的农户都获得了贷款，但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截至目前，中国约有上千家村镇银行、9000家小贷公司，其初衷是“扶小、扶农”，但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他们仍是为县城或重点集镇的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服务，却很少直接为中低收入农户提供贷款。据统计，中国公司小额贷款每笔平均贷款是100万元，由此可见，贷款对象不是贫困农户或一般农户，因此没有达到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
中国经济时报：在实践过程中，你认为有哪些较好的办法可以借鉴解决中低收入农户贷款难的问题？
段应碧：在近20年里，目前有20余家真正为中低收入农户、贫困农户提供服务的机构，规模相对大一些叫综合农信公司，是扶贫基金会的小贷公司，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世界银行金融公司共同组建。20年里，前10年基本只有3到5家，近10年发展较快，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40多万笔，贷款额度累计158亿元，平均一笔就是万余元给农户。截至今年6月底，覆盖全国183个贫困县，平均还款率99％以上。
它的特点是只为中低收入、贫困农户提供贷款的专营机构，它们从农村招聘的专职信贷员，有专门的贷款品种和操作流程，对全程系统管理都有严格的制度。再就是它的公益性，只是按照公司市场化运作，而不以盈利为目的，没有利润压力。
中国目前共有14个贫困片区，除了藏区和新疆以外，内地大概是11个片区，建议由政府出资，在每一个贫困片区设立类似机构，并建立庞大的后台管理体系做支撑，借鉴这种办法建立综合农信机构，应该可以破解中低收入农户的贷款难题。
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实践
中国经济时报：说到普惠金融，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金融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客户体验、产品设计等具有银行很难做到的层面，能否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角度谈谈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唐宁：我是一名金融创新的践行者，更多的是从实践角度来分享一些感受。在最近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宣布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我对这些高级原则的理解有几个关键词：数字（digital），这与我们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利用技术去实现普惠金融一脉相承；可持续（sustainable），是风险、创新的平衡，机构的可持续；负责任（responsible），谈到的是机构创新过程中对消费者、社会的责任担当；智慧（smart），包括监管方面，有宽容性，同时坚持底线、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以及创新文化方面，给予金融创新、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以及相应的空间。这些关键词构建了普惠金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共同愿景。
在几天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专门就中小企业融资难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段话对所有普惠金融从业者都非常有启发。总理提到，企业融资成本也有所下降，但小微融资难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是比融资贵更为紧迫的问题。这是对金融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创新实践的问题。
近期哈佛商业评论请巴曙松博士和研究团队合作对过去十年中国普惠金融实践作了研究总结，提出普惠金融“三步走”：第一步是小额信贷。普惠金融的受众群，无论是城市中小微企业、工薪阶层，还是大学毕业生、大学生，亦或是农村经济活跃农户、贫困农户，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资金获取问题、信用建立问题。所以过去十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首先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小额信贷方面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来说，创新深度、广度都具有领先性，这一步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未被满足的信用建立、资金获取问题。
第二步是拓展面向普惠金融受众服务的范畴。因为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农户，除了缺少资金，还缺少很多其他的金融服务，包括保险、理财。再就是保险违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我国的中小微企业、个人、农户对保险的认知，以及对保险这个重要的工具还有很大的欠缺，具有巨大发展空间。
继这些重要的其他金融服务提供给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农户之后，第三步是普惠金融最为有特点，并与传统金融有很大不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能力建设。
也就是说，为普惠金融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与传统金融不同的是，不仅需要解决他们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好管理、展业。互联网金融公司服务的对象是中小微企业主、个人、农户，要帮助这个群体做好能力建设，我举三个案例：一个是最近的“翼启云服”，在这个云平台之上，中小微企业可以基于自己业务工作中的数据，包括供应链的相关数据，无论结构性更强一些的线上数据，还是结构性弱一些的线下数据，我们都要为这些数据后期的结构化提供相关的数据，基于数据做授信，并基于这些数据，了解中小微企业运营情况，帮助他们做相关的理财、保险服务。
我们注意到，很多中小微企业一半时间缺钱，另外一半时间有钱。缺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获取资金，是融资难的问题，有钱的时候又不太善于理财。随着近期经济下行，中小企业在运营方面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能够用到理财，对他们也是极大的帮助。
另外，云平台不仅提供金融服务，还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做财务管理。过去，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都比较落后、比较低效，云平台可以将这些企业所在的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公司账户进行有效管理，时刻根据自己的现金流情况作出相应的财务决策。
事实上小微企业获取技术成本，以及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门槛都很高，通过云平台、云计算的方式，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做好管理。在这个云平台上，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做报销服务，也可以通过云＋端的方式解决培训问题，用移动化、碎片化的方式去学习。云平台还可以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开设更多账户。“一起云服”的平台模式可以更好地诠释普惠金融“三步走”，即小额信贷到微金融服务，再到能力建设的逻辑。
第二个案例是从7年来农村金融创新实践中摸索的小微租赁方式。农户的特点是利用工具进行产业化、集约化，但他们却很难一次性出资几十万元购买工具。而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小微租赁租用器具，再通过科技进行信息捕捉、数据获取，防控实时风险，还可以对公益事业作出突破性的贡献。
第三个案例是机器人投资顾问解决小客户理财，应该是目前重要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这种机器人的价值就是帮助理财者实现跨地域国别配置和跨资产类别配置，并用非常低的成本找到适合客户的资产组合后，在24小时内尽职尽责地追踪这一资产组合，进行适时调整。机构人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和整理海量信息，生成各种相应的算法，效率非常高。过去被“高大上”财富管理机构拒之门外的群体实际上最需要普惠金融的群体，越是小客户越需要帮助，而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则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类似众筹、机器人投资顾问、保险科技、区块链等技术都才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期待未来，金融在模式创新、科技创新下可以变得更美好。
作为金融业者的终极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所知、所学、所做、所为，使有限而稀缺的资源通过资金、机会、信息真正配置并送达到有德、有财、有担当的个人和企业组织中，实现更好的金融配置。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为发展普惠金融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如何利用这些网络信息技术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李东荣：普惠金融是直接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民心事业，先进的网络技术贴近群众的生活场景需求，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容易操作、增强老百姓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而现代金融业就是一个技术密集型、数据密集型的行业，谁能更好、更早、更安全地掌握运用先进技术，还能切中当前普惠金融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和短板，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获得更多红利。其中，大数据技术可以拓展定制定准化的普惠金融模式、创新产品；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更好地适应长尾客户、单笔小额海量交易；移动互联技术可以将移动金融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场景紧密结合，实现小额汇款、小额支付、公共缴费等金融服务的实时化、随身化和移动化。但是以上服务都要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必须警惕风险蔓延。
另外，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防范风险是金融业发展永恒的主题。所有的普惠金融从业者，无论开展什么样的业务，面对什么样的客户，都应该把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结合起来，把握好两者关系的适度平衡。同时，要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和自律管理相结合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加强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风险监测，实现风险治理全覆盖。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都已经不能再相互割据发展普惠金融。国家相关部门应引导各类型从业机构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建设兼具包容性和竞争性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既要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发挥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将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又要支持互联网企业开放客户资源、技术能力、金融云服务等，为合作伙伴创新金融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还应加强证券、基金、信托、消费金融等机构与电商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平台的合作，发挥协同效应，不断拓宽金融产品的销售渠道，提供多样化、大众财富管理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