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金融学泰斗黄达、王传纶，成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博士生、历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一创摩根CEO⋯⋯诸多光环加身的贝多广却在事业高峰期“激流勇退”，从“高精尖”的投行工作投入服务“中小微弱”的普惠金融。

       “我觉得更接地气了，也更有充实感。”从投资家到普惠金融学术理论推动者，年过花甲的贝多广似乎对名利更添了几分淡泊，心中装着的是如何为社会贡献更多有价值的思考。少了些“高高在上”，多了些实实在在。他说：“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对我来说，从事普惠金融就是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每完成一个项目、办完一场活动，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幸福感。”

       7月2日，《中国金融家》杂志记者来到人民大学，独家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徐徐展开他与普惠金融学术事业携手前行的精彩画卷。

       告别投行 开启金融生涯第二个春天

       “普惠金融是我金融生涯的第二个春天。”贝多广说，他与普惠金融的缘分来得十分偶然。的确，长期从事“高大上”投行业务的他，很少能接触到“接地气”的普惠金融，但在2009年组建上海金融发展基金的过程中，他却被两个投资项目深深打动。

       “第一个项目是一家来自国外的消费金融公司，它是为无法在银行获得信用卡的工薪人群提供融资服务的。”贝多广向记者回忆说：“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这是一个关乎数亿人的巨大市场。”凭借着对宏观经济的深刻理解，他迅速发现未来消费金融的业务空间十分巨大，市场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消费金融服务。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让贝多广决心投入普惠金融事业的第二个项目是四川南充的一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一位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专营居民橱柜改造，在当地很受欢迎，正在他资金困难之际，小额贷款公司帮助他扩大业务，不仅满足了人们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解决了大学生创业的问题。”他感慨道：“这不仅没花国家一分钱，还给国家创造税收，让我很感动。相较于高端金融的过度供应，中小微企业却面临着金融排斥的困境。”

       心系弱势群体的贝多广将他的想法与时任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交流，并得到了陈雨露的肯定和鼓励。“回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普惠金融若要健康成长，就要采取开放的心态，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实践者、监管者和研究者充分沟通交流的平台。”2014年12月，贝多广回到母校，正式创立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前身）。“专注学术研究，为小微金融行业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开展交流与合作，探索中国特色的小微金融模式与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引进国际经验，促进中国普惠金融与国际接轨。”这正是贝多广创办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的初心所在。

       既然做，就要做好，就要实实在在解决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个难题。这是贝多广做事的信条。成立近4年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打造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已成为国内普惠金融领域层次最高、影响最深的年度活动。从2015年的“好金融、好社会”，到2016年的“新战略·新技术”，再到2017年的“能力改变世界”，今年10月即将举办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将配合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聚焦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在采访中，贝多广透露说：“随着金融触角的延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将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明年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需求巨大 普惠金融重塑“金字塔”

       拥有近40年金融从业经历的贝多广，对宏观金融研究拥有浓厚兴趣，同时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认为，中国金融改革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建立现代化的银行体系阶段，以1979年中央银行职能确立为中心，经过20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一个在中央银行管制下的商业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市场发展阶段。1990年和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进入资本市场阶段。

       “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我们基本上建立了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但坦率地说，这个体系有一个弱点——排他性。”他进一步解释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和人群被现有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排斥。现有的金融结构是具有很大排斥性的体系而非包容性体系。”他用“金字塔”的图案进一步比喻说：“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大型企业、政府、富裕阶层处于塔顶，微型企业、自雇经济体及大众工薪阶层处于塔中，而广大的农民则处于塔底。但与之对应的金融体系却呈‘倒金字塔’形，服务顶端的大型企业、政府、富裕阶层的高端金融严重过剩，而同样需要金融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的人群往往得不到金融服务。”

       “因此，在2007年之后，我国逐步进入金融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普惠金融发展阶段。”贝多广向记者强调道：“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并不是和原有金融体系相抵触的，而是要将原有的金融体系改造得更包容，让更多的‘中小微弱’企业和个人享受到金融服务。”他认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未来需要10-20年的时间来推进普惠金融，以实现包容性增长。

       他山之石 让“最后一公里”成为“第一公里”

       在国际上，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由来已久。贝多广以普惠金融先驱者、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为例介绍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通过采用信贷员挨家挨户上门拜访的办法，格莱珉银行为900万借款者提供信贷服务。“虽然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发展较快。”他说，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带上了快车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普惠金融的“变道超车”。通过数字化手段，在没有实体分支机构的情况下，金融科技公司三年就能覆盖3000万客户。

       近年来中国普惠金融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但在贝多广看来，很多国家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都有不错的经验，仍值得中国借鉴。“在国际上，普惠金融这一词语并不停留在金融，更多的意义是把被排斥在金融体系外的人群包容进来，意在提高他们的能力，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以非洲国家乌干达为例介绍说，目前这一国家的金融教育已经植入小学，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提高整个国家的金融能力。反观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均设有金融专业，但是老百姓的金融知识非常匮乏。“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有很多误导、欺诈现象的重要原因。在农村，金融教育、金融能力弱，是非常突出的问题。”言谈间，贝多广对中国普惠金融能力建设现状露出担忧。

       “普惠金融的难点在所谓的‘最后一公里’。”贝多广告诉记者，尤努斯的做法让他在理念上有了重大突破。1976年，尤努斯掏出27美元借给了42位最为贫困的村妇，给她们作竹凳生意的本金。“要真正站到农民的一边，以农民用户为中心，把农民的需求当作出发原点，把‘最后一公里’当作‘第一公里’，真正是为农民设计产品。这样的话，‘最后一公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他与记者分享说。

       扶小扶农 普惠金融该不该赚穷人的钱？

       服务于“中小微弱”群体的普惠金融，应该是走保本微利的社会企业模式，还是走追求利润的商业可持续模式？面对记者的发问，贝多广认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一定有标准答案。”

       他告诉记者，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国际上也有不少争论。早在2008年日内瓦世界微型金融论坛上，因创立格莱珉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与使墨西哥康帕图银行成为全球首家IPO微型金融机构的Michael Chu，就微型金融机构该不该赚取利润、应该赚多少利润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巅峰“论剑”。他介绍说，尤努斯将小额贷款比作社会企业，虽然格莱珉银行是可盈利的，但它并不是纯正的商业性企业。他坚定地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小额信贷也不应该利用穷人赚钱。格莱珉银行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帮助贫困妇女发展。而Michael Chu则认为，商业化的小额信贷机构可以为更多的穷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他以康帕图银行为例说，康帕图上市并取得巨大盈利后，各路资本都纷纷投资小额信贷行业，使得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使得更多的以前没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民众可以得到小额信贷服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无形之手推动社会进步。

       “两者都有一定道理。”贝多广分析说：“我们应该用更包容的观念去看待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普惠金融的从业者并不纯粹为了赚钱，都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如何在商业绩效与社会绩效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当然，每家机构的运作模式、价值观念和自我定位或有不同，这都无可厚非。”同时，他也提醒某些地方政府应格外注意，“服务底层或小微群体就不可谈钱”等言论也并不可取，因为“不考虑商业可持续性的普惠金融都将是昙花一现”。

       “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普惠金融仍面临关键挑战

       在贝多广看来，未来发展普惠金融主要需要依靠两种力量：一是以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分布在金融市场神经末梢的上万家农信社，仍然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二是以小额信贷公司、金融科技企业、消费金融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兴非传统金融体系内机构，通过技术创新，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以往未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的人群。“今后更为可能的是包括监管以及社会环境在内的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传统机构需要走数字化道路，新兴的机构则需要不断深化对金融服务、风险防控等问题的认识。”他判断说。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如何用普惠金融推动乡村振兴成为贝多广近来思考的新课题。他在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兰考调研时发现，40多年前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为了抗击风沙，带领当地群众种植泡桐封沙固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兰考泡桐的导音性能好，是制作古筝、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首选材料。“像这样的项目，就应该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普惠金融关系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尤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普惠金融将发挥积极作用。”他说。

       谈及普惠金融面对的挑战，贝多广认为，未来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还将发生质的变化。他注意到，随着越来越多农信社转成农商行，农信社的性质也由集体经济变成股份制。而社会股东看重的是盈利能力、分红力度，特别是农商行进入资本市场后，股东更加看重的是股价的上升，并不真正关心是否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这将使资金从农村、县域抽调到城市，从农业、农村抽调到资本市场，这与最初的服务于农户或微小企业的目标有一定冲突。“横观诸如德国、法国、荷兰等世界发达国家，扎根乡村的金融机构一般都是合作银行，他们以社区为单位，社员是当地居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贝多广指出。此外，他表示，省联社作为全国农村信用社银行化改革的遗留产物，如何找到它的归宿，仍然是一个较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