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8日召开的“2018第二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肖翔表示,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做不到“包打天下”,更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应持续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肖翔表示,在发展普惠金融初期,理论上存在“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之争。前者强调普惠金融的公益性和社会性,主张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覆盖风险成本;后者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条件。随着普惠金融模式的不断探索,各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在适当的政策激励和引入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商业可持续性和成本可负担性并非不可兼容。

  

       肖翔尝试运用经典的财务分析工具“杜邦等式”来分析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

  

       在杜邦等式中,权益净利率(ROE)等于营业净利率(PM)乘以资产利用率(AU)乘以权益乘数(EM)。用财务语言翻译过来,商业可持续就是企业能持续盈利,至少是保本微利,即有正的权益净利率。由此,肖翔提出三点结论。

  

       第一,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业务营业净利率。营业净利率是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的比值。在营业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成本才能提升营业净利率。普惠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管理信息化和业务网络化、自动化,进一步提升经营规模化,使得服务成本由随经营规模线性增加变为具有边际递减特性,能够降低普惠金融成本。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普惠金融机构提高资产利用率。资产利用率是营业收入和总资产的比值,在总资产一定的情况下,扩大收入才能提高资产利用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不受时空制约,有助于提升获客能力,更容易扩大服务覆盖范围。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还可以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供需两端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匹配,能够改善服务质量,增加服务价值。因此,普惠金融营业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普惠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数字技术对于权益乘数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普惠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改善普惠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

  

       最后,肖翔表示,数字技术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数字技术降低成本的作用是有条件和极限的;二是数字技术增加收入的作用依赖于基础设施和产品竞争力;三是数字技术在改进风险管理和资产质量方面并非万能。

  

       “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通盘考虑经济账和社会账、长期账和短期账,持续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方案。”肖翔称。